毫无意义的工作，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自欺欺人地假装工作，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消耗人生。

撰文 |  王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下面分包公司的工作人员，他每天的工作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确实很复杂——

某天，士兵A想把工位换到隔壁办公室，他需要先填一份申请表，经信息公司审阅后交给后勤公司，得到批准后再转给人事公司，一切完成后，库尔特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库尔特需要驱车几百公里前往德国军方营地，找到对接人，填写表格，将士兵A原来工位上的电脑打包，通知后勤公司，把箱子搬到隔壁办公室的工位上。随后，他需要再填份表格，拆箱，重新安装电脑，向对接人汇报工作，再开车回家，等所有手续都办完了还要把相关文件整理好交给对接人。

原本，士兵A自己扛着电脑走去隔壁办公室就能解决的事情，却变成了耗费至少一天时间、填15张纸质表格、花费纳税人400欧元的荒谬操作。

这不是黑色幽默小说，而是现代职场里的真人真事。

库尔特工作中的大量时间被耗费在无意义的表格、汇报、对接上，让他身体疲乏、内心空虚，没有成就感。

这也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早在2013年《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就给出过数据，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37%-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诞生的契机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格雷伯正是领军人物之一。

他尖锐地指出了现代工作制度的漏洞与悖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自欺欺人地假装工作，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消耗人生。社会鼓吹效率却又在千方百计地拉低效率，公司和政府心甘情愿花大钱养着一批“闲人”。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刊出后，引发广泛关注。随后，格雷伯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整理，在原文基础上扩充为《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A Theory）一书。

2022年，《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文版面世。遗憾的是，格雷伯两年前因病去世，年仅59岁。但他清醒而犀利的文字被永远留了下来，仍在持续唤起年轻一代的独立思考：“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

有一半的工作可以被删除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足够发达，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枯燥无聊的工作会消失，人们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并且有意义的事情。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创意图 （@视觉中国 图）

自动化技术减少了工人和农民的数量，但却让行政、金融服务、电话销售这些行业领域里激增了大量“狗屁工作”。用格雷伯的话来说：“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他在书里记录了各种啼笑皆非的来信，吐槽“狗屁工作”——

刚毕业的史蒂夫，得到的第一份新工作是阅读和回复老板转发给他的邮件。老板说“看看这个”，他看完回复老板：“这是垃圾邮件。”简单又无聊。

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朱迪，要替人力资源专家干他的活，这点活每天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就能做完，剩下的七个小时朱迪都在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她能拿钱的唯一原因就是上司太懒。

给主管做助理的奥费利娅，她所在的机构有两个办公区，如果主管要去另一栋楼办公，她就得先填表格预约，每一次去都得重新填表。这样做的唯一用处是，让另一栋楼的接待员看起来也有足够多的工作量，显得那个同样毫无意义的岗位不可或缺。

格雷伯定义的“狗屁工作”有一个核心判断标准——“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自己觉得工作内容的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黑帮杀手的工作算“狗屁工作”吗？在他看来，并不算。黑帮杀手做的虽然是坏事，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是“有用”的，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假装工作也没法谎报工作。

格雷伯认为，真正的“狗屁工作”，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即便被删除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把“狗屁工作”分成五大类——随从、打手、拼接补修者、打钩者和分派者。

比如，专门帮领导看邮件打电话的私人助理、酒店里负责按楼层按钮的电梯服务员，都可以被归类为“随从”。在格雷伯看来，随从岗位的存在意义就是衬托另一个人。就像封建时代领主出门总爱带着大群随从，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很重要。

创意图。（@视觉中国 图）

而那些令人生厌的文案工作大多属于“打钩者”。“打钩工作最糟糕之处莫过于，打钩者往往清楚地知道，这份工作不仅对实现表面上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实际上还会带来阻碍，因为打钩工作浪费了原本可以投入在这些事务上的时间和资源。”

在疗养院工作的贝丝绮，每天要询问住户们希望在这里看到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填进表格再输入电脑。即便是第二天就要离开的短期住户，也要一个不落地详细登记。只有忙完了所有 “打钩”工作，偶有空闲时，她才有机会给住户们弹琴表演、组织聚会。毫无意义的填表行为取代了更为重要的实际行动，本末倒置的时间浪费让贝丝绮非常沮丧。

中文版《毫无意义的工作》译者吕宇珺，主职是外语老师，兼职从事翻译工作。她说自己比较幸运，无论教书还是翻译，都是她所热爱并觉得有意义的事业。但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她也曾短暂遇到过“狗屁工作”中的“打钩者”。

在那份工作中，公司要求吕宇珺写周报，那时候她虽然没有读过《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但在当时的她看来，写周报就是一件用好看的话掩盖自己什么都没做、浪费精力又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份工作她只干了一个礼拜就辞职了。

格雷伯定义的五类“狗屁工作”并不是非此即彼，也会交叉复合，或是在“非狗屁工作”里包含“狗屁”的成分，比如教师工作，除了教书育人之外，时不时的行政汇报、领导会议就是格雷伯定义的工作中的“狗屁”部分。

轻松拿钱却痛苦无比

在书中，格雷伯提出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做着“狗屁工作”的人，明明无所事事还能轻松拿钱，但却感觉痛苦无比。

埃里克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了某大型设计公司，他期望能在职场上展现自我价值。公司内部新购入一套用于信息共享的界面系统，但领导层意见不合，有人希望使用这套系统，有人不希望系统生效，扯皮的结果就是让21岁、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毫无信息技术经验的埃里克负责开发和运营。这套系统漏洞百出，埃里克又不具备优化它的能力，所以他每天就推销这套实际上并没有人用的垃圾，做做表格工作。

创意图。（@视觉中国 图）

初入职场的埃里克大受打击，满怀干劲却无处施展，背负期待却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开始做出一些出格行为：经常迟到早退、在工作时间看小说。他也提出过辞职，老板非但不答应还给他加薪。之后埃里克变得更加过分，醉着酒上班、以并不存在的出差名义四处公费游玩，甚至开始嗑药。这些疯狂行为的目的就是逼老板把他开除。

埃里克在自述中说自己当时薪酬高得离谱，但情绪却时刻濒临崩溃。埃里克的工作或许在旁人看来是钱多事少的肥差，但对他来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无意义感把他逼疯了。

格雷伯认为，这种痛苦来自“狗屁工作”的虚伪和无目标感。

20世纪初，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对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基于此，他提出“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个概念。后续实验表明，让孩子体会到“身为原因的快感”后，再突然把这种机会拿走，孩子会表现出愤怒、拒绝配合，乃至精神紧张导致自我封闭倾向。精神分析学家弗朗西斯·布鲁切克称之为“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

同理，对步入职场的成年人来说，“狗屁工作”也是一种精神暴力。期望与实际的巨大落差令“狗屁工作”的受害者们产生了严重的压力和焦虑，继而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憎恨。因为“狗屁工作”毫无意义，转而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没有价值，甚至感到人生没有意义。

这时候，金钱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此类岗位常常伴有威望、尊重和丰厚的报酬，这些往往并不能缓解这份空虚迷茫和自我否定，反而会加剧这些负面感受。”

对年轻人来说，“狗屁工作”带来的痛苦更为深刻，因为有时候他们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

格雷伯称之为“对权利的叱责”：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于和平富足的时期，当他们提出工作无意义的时候，很容易遭到长辈的冷嘲热讽，说他们不懂知足、好吃懒做。“我总是能看到一些时事短评文章在说教，说我们这代人拥有的是那么的多，愿意付出的又是那么的少，哪怕好好工作一天都做不到。”

功绩社会的副产品

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写道：“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过去通过权威和禁令分配社会阶级和两性角色，如今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

勤劳工作在这个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努力、不积极则变成了一种不道德。在必须有所成就的压力下，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剥削自己、否定自己。

一定程度上，“狗屁工作”也是功绩社会的副产品。为了让员工一直工作，老板制造了毫无意义的岗位；员工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为了显得勤奋努力而不得不假装工作。

格雷伯在书中谈及他小时候的打工经历。

那时候他才十多岁，在一家餐厅洗碗。饭点客流量大，他和小伙伴们拿出十足的干劲，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内洗了数不清的碗。干完活后尽管很累，但他们觉得挺有成就感。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老板却质问他们为什么在偷懒，让他们把已经干完的活又干了一遍。

创意图（@视觉中国 图）

这件事让格雷伯明白：工作时效率不要太高，太高效了反而得做些毫无意义的、假模假样的工作。“这不过就是纯粹的侮辱，老板想要施展他的权力，我们只是在假装，对此无人在乎。”

如今在企业里这样的场景也比比皆是。总是在快下班的时候突然通知开会，十分钟能讲完的重点拖拖拉拉持续讲了两个小时。开会占据了白天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只能晚上继续加班。高效工作的员工被视为“工作不饱和”，低效加班的员工反而成了劳动楷模。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被模糊，社交网络让人不得不24小时随时待命。工作总时间延长，疲劳得不到缓解，效率进一步降低，最后陷入恶性循环。

格雷伯指出，“懒散本身并不危险，偷窃才是问题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作纪律的发展，时间跟金钱划上等号，老板自认为“买”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自己的钱。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通常出现在奴隶和奴隶主身上。

所以，现代工作管理方式实质上是非常封建主义的。正是在这样的逻辑里，“工作福音”这样荒谬的词被创造出来，内卷被赞颂，无所事事成了罪大恶极。

然后，“现代工作的悖论”出现了。

“当被问及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回答，是工作赋予了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而失业则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但大部分人又憎恨自己的工作。”人们一边把工作当作意义的坐标，一边又厌恶工作。

要如何从这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格雷伯在书中也没能给出具体的、通用的对策。

“对于‘狗屁工作’来讲，虽然大家多多少少提到工作都没劲，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恰好非常光鲜，有社会地位且收入很高，其实你暗地里觉得没劲的时候，你是很难跟别人敞开说的。学生时代你付出就会有收获，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但进入职场之后陷入一种没有意义的扭曲状态，整个人很郁闷又不知道为什么郁闷，甚至指责自己这种郁闷的状态。这本书就提供了一种脚本，让你知道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发现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译者吕宇珺说。

或许《毫无意义的工作》不能给所有人提供答案，但至少给了这些焦虑一个释放的出口。清醒地面对总好过浑然不知，在持续的思考中，总有一天能找到自洽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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